有人认为此次物价上升主要是短期食品价格上升所带动，中国的核心通胀率并不高，未来很难形成全面的通胀。

    在我看来，核心通胀率对于一个不是消费需求主导的经济体毫无意义，那个指标是美国人发明出来给他们自己用的。未来是否会形成全面的通胀，我以为关键看预期。

    一旦货币贬值预期强化并扩散，人工成本的压力、地价的压力等等必然会推动制成品价格的全面上升。

    现在我们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根本还没有完全展开，我们的煤电油运的价格由于政府还能控制，还大大低于国际水平，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而保持低通胀的关键，主要来自于民众对于政府控制价格的信心，但这种信心能维持多久，我个人并不乐观。

    中国流动性泛滥的根源实际上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可以滥发，由于拥有货币权所以可以向剩余世界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世界也必须有相应的经济体能够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否则这个游戏就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戛然而止。转轨的中国经济无疑充当了这一角色，由于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所导致的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高额的投资超预期回报导致全球的资本向中国涌入。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传递到制成品价格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要素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在中国，冀望利用汇率来改善国际收支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形成之前，是根本不可能找到人民币汇率的均衡点的。难道真如那个美国议员舒默要求的那样，一下将人民币升值２８％？

    我以为，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这种调整完全有别于所谓名义汇率的机械升值，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国民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我们的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值得警惕的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外投行对中国宏观部门开出药方惊人的一致，加快人民币升值，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宏观调控，但当下的中国已远非上世纪９０年代那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了，作为一个贸易出超的超级大国，国内的调控政策往往在“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有如泥流入海，所谓的经济周期因素已然消退。随着调控导致的进口减速，中国的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与此对应的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2005年同比增长17.57％，而央行年初的政策目标为增长15％，外汇占款的增加至8187亿美元。在生产资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情况下，200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前两年高速增加后的较大基数上又增长了25.7％，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是在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在2005年下半年相对坚挺这一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结果。2006年初，当美元又开始重新加大贬值力度之时，中国的投资和信贷一下子被推向了失控的边缘，前5月投资增速高达30.3％，新增信贷完成了全年计划的近8成；2007年又进入了美国的一个大选年，逐步显现的次按危机使得美元又一次开始主动性贬值，泛滥的流动性拉动房中国地产和股票价格的暴涨，中国经济的泡沫风险开始空前凸现。

    如果坐视这种泡沫再进一步做大，加之资本项目开放的提速，整个经济体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在被人攻击的状态，当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只要美国和日本短时间内大幅升息，引发资金回流（对冲基金短时间迅速抽逃）。如此，泡沫一破，银行坏账，随后必然陷入通缩。显然，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随着资金回流，美元又可以重新得以确立强势。反转过来，又来收购你的廉价资产。这是很可悲的结局。

    长期以来，中国以国内的廉价要素资源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来贴补外国投资者以及消费者，以压制国内的通胀压力，事实上是为缓和全球的通胀压力作贡献（中国事实上成为一支遏制通胀的力量），甚至一度还被指责为向全球输出通缩。中国在获得一个超高速增长（解决动动力转移）的同时，事实上也承担了全球经济调整的高昂成本，一定程度也牺牲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我们产业的利润被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被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暂时增强。这导致了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我们现在企业有很多钱，政府有很多钱（因为政府是多数要素资源的最终控制者），但老百姓没钱，从而带来了经济当中的投资过度（特别是政府直接和间接主导的投资）、出口过度、贸易顺差太高和消费不足、本币升值压力、流动性泛滥等等。一系列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经济，有点像一位“异常亢奋的长跑运动员”，快跑了个三、五千米，既不出汗，也不喘气。如果过去“超高速、低通胀”的格局是一种不正常，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就是要开始向着一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回归，开始摆脱“异常”。我们调整核心就是重建一套要素价格体系。工资、能源、原材料、土地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我们认为这种调整可能刚刚开始），并逐步从上游向下游产业传递，中国需要保持一个长期温和的价格上升来度过一个结构转型关键期。当然不排除由于通胀预期的突变，所导致短期价格上涨偏离温和上升轨道，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主要需要调整的，稳定通胀预期，使之回到一个相对温和上升轨道当中，这样有利于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